实验室里，宋宝安教授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对待每一次试验都十分认线年，宋宝安曾被两次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未能入选。就在昨天，这位贵州大学副校长、农药学学者在通过第三次提名和一系列评审通过后，入选为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只在奇数年增选院士。今年的院士增选，是从521名有效候选人当中，选举产生70名院士，为终身荣誉，宋宝安就是这里面一名。

　　我们获知他近30年的科研领域中，得到诸多科研成就，也填补了国内农药领域多项空白。也知道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实验室，家里装修、换灯泡、买衣服等事情都是妻子全包，没有一点业余爱好，不会使用洗衣机等生活细节。

　　2015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宋宝安再次进入到第二轮评审，这是他继2009年、2011年后的第三次分别获得农业学部院士和中国科协、贵州省人民政府提名。。今年52岁的宋宝安，1983年从贵州大学毕业。1986年，宋宝安硕士研究生毕业，回到贵州大学任教。彼时，贵大的科研条件非常简陋，宋宝安与一位老教师共用一间实验室。一些简单的玻璃仪器，电动搅拌、电热套、真空泵是当时的全部家当。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水稻、蔬菜土传病害缺乏有效药剂和防控技术，依赖高价进口的高效低毒农药恶霉灵。这是一种对土传病害有特效的新品种，但因生产原料依赖进口，工艺条件苛刻、售价高、缺乏应用技术等原因，一直未能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针对这一难题，宋宝安以价廉易得的乙酰乙酸乙酯为原料，创新研发出水相法生产恶霉灵新工艺，在黑龙江双城农药厂投入生产，大幅度降低使用成本。

　　1998年，宋宝安又通过二次创新，研发出获得专利授权的溶剂法闭环合成恶霉灵原粉新工艺，成本比国外恶霉灵产品下降50%，由此建成年产100吨恶霉灵原粉和1000吨广枯灵制剂生产装置，并在20多家公司实现产业化。宋宝安的农药创新产品不止这一项。

　　还有一种叫吡虫啉的高效低毒杀虫剂，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高毒杀虫剂替代的首选品种，但售价高达每吨200万元。宋宝安经多年攻关，创新开发出正丙醛直接闭环合成吡虫啉的新工艺，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到每吨10万元。

　　2011年，宋宝安获得黔灵科技贡献奖，这是贵州最高科技奖项。他把获得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贵州大学，并设立“卓越基金”，以鼓励更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科研中出现的创新成果。

　　评审专家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农药今后的发展趋势。在宋宝安看来，未来农药的规划就是高效、环保、安全，其主要的方向就是研究绿色农药，环境友好的农药。

　　1987年，他在长沙召开的农药学术研讨会上提出，要做中国自己的农药，实现高毒农药低毒化技术创新。这个当时震惊全场的说法正是现在“绿色农药”的雏形。而当时，我国的生产农药品种主要是高毒有机磷农药。

　　正是这股闯劲，让湖南沅江化学厂的技术厂长刮目相看。会后，他找到宋宝安，希望与他所在的贵州大学合作，由工厂提供资金设备等支持，请宋宝安开发生产一种环境友好农药——甲基立枯磷。

　　这是一种有特效的高效低毒杀菌剂，但因工艺复杂、生产周期长、产品效率低、纯度低，国内一直未能实现工业化生产。从这以后，宋宝安在学校和工厂车间辗转奔波了8年，终于研究出结果。1994年，他自主研发出高效低毒杀菌剂甲基立枯磷，在国内首次实现了甲基立枯磷原粉和制剂的工业化生产，填补了国内空白。农药生产厂商累计创造2亿元销售额，该产品后来成为中国棉花苗期病害防治的主要药剂，占国内同种类型的产品约80%市场份额。

　　一个现实的情况是，虽然他们研发的是绿色农药，农民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却并不科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去购买市场上最便宜的农药，高毒低效。”宋宝安说，此外，即使买对了农药，对剂量的使用也不够科学，这使得市场上偶尔会出现毒豇豆和毒大米等问题。

　　宋宝安的工作，除了对农药进行研究之外，每年的4-7月农忙之时，他还要到生产一线建立样板田，通过现场观摩培训和电视讲座的方式，让基层农技人员和种粮农民示范户知晓农药的科学使用方法，再将这些知识普及给农民们。

　　在宋宝安看来，当下中国农业领域面临的问题是，自己的品种少，原创的品种更少，并且有新的病虫害在不断发生，无药可治。“我的工作就是给庄稼看病。”宋宝安说，他一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着一名“绿色医生”，这样的科研工作并不容易。

　　从2005年开始，水稻病病毒开始在南方水稻产区出现，尚未出现蔓延的趋势。2007年，宋宝安和他的团队就已经预见这种病毒的扩散，并且着手研究该病毒的防控研究。

　　2008年，这种水稻病病毒被正式命名为南方水稻黑条矮缩病(以下简称“南矮病”)。在2010年，这种病毒开始大面积爆发，全国发生面积为1790万亩，与2009年相比上升近4倍，造成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为此，农业部连续召开了6次专题会议，研讨南矮病的防控问题，并成立了南矮病全国联防联控专家组，早就开始研究这项病毒的宋宝安出任副组长，负责全国和西南三省一市的防控及病毒监测。

　　“做科研，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宋宝安说，他在外面待得最长的时间，是研发甲基立枯磷期间，要么在实验室要么往工厂跑，持续了8年。

　　一般来说，一个新品种的农药，从研发到市场上销售，至少需要10年时间。这10年，必须要通过所有的环节的试验和评价，达到几十个指标之后，完全安全方能上市。

　　“我们除了考虑农药对人体的伤害，还要对非靶标有益生物安全，比如家蚕、鹌鹑、蚯蚓、蝴蝶和蜜蜂等。”宋宝安说，这些都在指标之列。

　　2010年之前，这个“科研狂人”凌晨两点之前都是在实验室里面。一次检查中，他发现了自己患了糖尿病，然后立即改了作息时间。即使这样，他依旧坚持早上5点起床，查看和处理收到的邮件，6点开始跑步，跑1个小时，总计5公里。他会事先在手机下载好学习英语的视频，一边跑一边听。因为科研的缘故，他甚至没有一点的业余爱好。“如果硬说有点爱好，那就是看没有字幕的英文电影，但都看不太懂。”宋宝安说，“我的英语水平仍然是看和写的阶段，而听还比较弱。”但就是这样一个并没多少生活情趣的科研狂人，却吸引着一个人。

　　她叫胡德禹，是宋宝安的妻子。“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矮。”胡德禹笑着说，但他是一个很有闯劲的男人。

　　1986年，胡德禹和宋宝安在贵州大学认识。彼时，胡德禹是化学系一名本科学生，而宋宝安是她的老师。

　　“他很有闯劲，不屈不挠，是一个知道在什么阶段做什么样的事情的人。”胡德禹说。在那个年代，一个大学生的工资还没有工人高，读书是普遍不被看好的路子，但是宋宝安不受影响，在那时就读了研究生，一心一意求学，做学问。

　　1989年，两人走进婚姻，在26年的小两口的生活中，宋宝安教授坦言，自己连一个灯泡都没有换过，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当中。

　　“我很感谢我的夫人对我的支持，煮饭洗衣服以及在科研中从事的对农药分析的工作。”宋宝安说。在胡德禹看来，忙于科研的丈夫无疑是最勤奋的人。“他和我聊天都是做实验做实验，365天不休息，过年都要去实验室看看。这样投入工作的一个人，我怎么能不帮助他？”胡德禹说。

　　“在家里，他可能连洗衣机都不会用，过年了，他的任务就是把家里漫天漫地的实验资料收集整理好。”胡德禹说，两人平时聊天的话题也围绕着农药。

　　胡德禹说，“对我们来说，还是每天早上起来吃两个鸡蛋，煎两个粑粑或煮一碗面，开始一天做研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