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良心说我是否应该亲手向他复仇雪恨？如果我不去剪除这一个戕害天性的蟊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哈姆雷特的沉思道出人们长久以来有关暴力的困惑。若说暴力本就根植于人性，甚至在部分宗教中被视为神圣行为，那么究竟要怎么样看待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又该怎么来面对暴力的受害者？当下，巴以又一轮冲突爆发，长久和平的期许再度破灭，这次战争和以往有何不同？战争与暴力会将人类导向怎样的未来？

  本期回响书单的主题除了多角度审视暴力的#杀戮的季节之外，还有探讨无偿家务劳动的#剥削，以爱之名、揭露现代社会公共健康破坏者的#健康为何受损、阐释瘟疫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瘟疫的隐喻、回顾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启蒙与革命、反思资本、自由市场与数字技术的#市场与技术的神话，以及关注老人与孩子等的#老何以养、幼何以育。

  从踏遍世界的记者，到困守家庭的主妇，只差一个孩子。在《女人的事》（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詹涓 译）中，梅根·斯塔克如实记录了她如何因生育而被迫放弃记者工作、不得不整天与家务为伴的转变。她为维持作为写作者的另一重事业，雇佣了家政服务工——抛下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给别人的家庭和孩子做家务的女性。家务的重负从怀恋职场的斯塔克身上转移到了家政服务工身上，斯塔克的家成了另一些人的职场，但家务依然是女人的事——在这个家里，男性一直处在缺席状态。斯塔克之所以对她的这次“改行”耿耿于怀，在于家务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女人的事，无薪，不可见。《无薪主妇：以爱为名的剥削》（磨铁·大鱼读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吕灵芝 译）梳理了上野千鹤子的思想历程，始于主妇研究，经过父权制和照护劳动，最终落实在对弱者的关怀。上野指出，主妇无薪，家务无偿，说到底，把女性压制在底层的劳动市场结构，是一种父权制对女性的剥削。

  除了家务本身的价值被遮蔽之外，同样被遮蔽的还有家务劳动必然附带着的大量情绪劳动。《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美]杰玛·哈特莉，新星出版社，洪慧芳 译）为情绪劳动这种付出命了名，这使得家务让女性抓狂、工作让打工人心累的心理机制浮出了水面，从而为争取性别平等提供了另一条可行的进路。Touched Out: Motherhood, Misogyny, Consent, and Control（《触动：母性、厌女症、同意和控制》，Amanda Montei，Beacon Press）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与学术研究，从身体角度描述了作为母亲的“被动感”，以及女性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痛苦是如何被正常化的。《战斗公主、劳动少女》（[日] 河野真太郎，胭+砚（YY） PROJECT，漓江出版社，赫杨 译）则另辟蹊径，借由大量人气影视作品，剖析了当代社会文化所认知的女性和女性劳动。本书将女性的职场劳动和家务劳动放在同等的天平上考察，揭示出职业女性/家庭主妇的二分和流转背后，是物化和剥削女性的本质。

  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食物由生食发展到熟食，再到如今工业社会里相当普遍的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People: The Science Behind Food That Isnt Food（《超加工人群：非食品之食品背后的科学》，Chris van Tulleken，W. W. Norton & Company）指出，超加工食品的广泛使用在解决温饱的同时，也给人类健康和地球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害。本书探讨了超加工食品的产生及其背后的利益链，展示了他在自己身上所做的实验，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应对超加工食品的泛滥。无独有偶，To Dye For: How Toxic Fashion Is Making Us Sick--and How We Can Fight Back（《染色：有毒时尚如何让我们生病——以及我们如何反击》，Alden Wicker，G.P. Putnams Sons）展示了现代服装产业对人体的毒害，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技术发展虽然时常致使人类健康受损，但也推动了医学发展。医疗实践一度是迷信和运气的混合，直到不久前，医生还是一种不受待见的职业，迥然不同于现今的科学、专业、高薪、救死扶伤等标签。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是如何形成的呢？《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美]保罗·斯塔尔，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史文轩、许朗宁、闵云佩 译）以美国的医疗体系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医学发展史及其背后的社会权力网和经济利益链，并为解决医疗体系的困境提供了可能的出路。

  那么，当前医疗体系究竟面临着哪一些问题呢？《代价高昂的健康：美国卫生保健怎么了、怎么办？》（［美］马蒂·马卡里，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潘驿炜 译）揭露了美国医疗体系的生意经，直指天价医疗账单背后的种种贪婪、欺诈、隐瞒、掠夺和浪费。Wonder Drug: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alidomide in America and Its Hidden Victims（《神药：沙利度胺的美国秘史及其隐藏的受害者》，Jennifer Vanderbes，Random House）追溯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致畸药物沙利度胺被包装成神药，偷偷分发给大量不知情的患者，因此导致一大批畸形婴儿出生。While You Were Out: An Intimate Family Portrait of Mental Illness in an Era of Silence（《当你外出时：沉默时代精神疾病的亲密全家福》，Meg Kissinger，Celadon Books）以作者自己共同生活的亲属身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为例，结合调查和数据，揭露了心理健康护理体系方面的巨大缺陷。《性别攸关：男性中心的医疗体系如何伤害女性健康》（[美]艾莉森·J.麦格雷戈，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王晔 译）更是直指医疗领域的性别偏见，展示了以男性为标准人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在忽视、伤害女性上的种种表现。

  尽管追求健康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而专业化的现代医学也在追求健康的能力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死亡才是每个人的归宿。近些年来，有更多人认识到，与其在无尽的痛苦中苟延残喘，还不如帮助终末病人以有质量、有尊严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这种观念与实践就是临终关怀，又名安宁疗护、舒缓医疗。《重启生命》（徐舒，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一部关于临终关怀的回忆录，追溯了作者对死亡从无知到恐惧再到正视的过程，也反思了身边至亲在不同观念下死亡经历的差异。

  瘟疫是绵延于人类历史轮回中的一个隐喻，它不请自来，不告而别。三年的抗疫日常突然从生活中抽离，一年前的光景恍若隔世。没有知道一切何时会再度降临，所以重温被遗忘的历史即看向未来。时间追溯到1629年，鼠疫在米兰爆发，随即扩散到意大利中北部地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米兰大瘟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亨德森在其著作《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1631）》（光启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刘谦 译）中结合传统的宏大叙事和晚近的微观史，以政府和民众的双重视角，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这场早期的公共卫生危机。书中提到，当时的佛罗伦萨政府制定了种类非常之多、相当严厉的惩罚措施，虽然许多情况下，这些严刑峻法并未真正贯彻到实际中，但对于严重危害公共健康或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则会被处以重刑。《耻辱柱的历史》（[意]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拜德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刘玥 译）讲述的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一桩冤案：一则有关“涂油者”的谣言引发了一系列行动，包括拘捕、刑讯逼供、判死刑，甚至竖立耻辱柱。这部写作于19世纪中期的非虚构作品展现了瘟疫笼罩下人们的非理智状态所导致的悲剧。

  人类历史上另一次不容忽视的大流行便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随着全球流动加速，这一回波及的范围和传染速度要远大于米兰大瘟疫。《被遗忘的大流行：西班牙流感在美国》（[美国]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玮璐 译）一书讲述的就是西班牙大流感在美国传播的三波浪潮，讨论其对美国武装部队、世界大战以及一些主要城市的影响，进而反思了美国人后来为何丧失了这段记忆，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Pathogenesi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Eight Plagues（《发病机制：八次瘟疫中的世界史》，Jonathan Kennedy，Crown）则贯穿了人类历史上八次重要的传染病爆发，讲述这些微生物是如何塑造社会演进过程的。

  当然，人类为防治瘟疫曾做出过诸多努力，其中一些不仅提高了人类在这个布满病菌的世界的生存机率，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品质。英国医生约翰·斯诺于1849首次提出霍乱是通过水来传播的，虽然这一结论直至19世纪末还在遭受质疑，但无论如何，城市需要彻底清洁，而改造那些从中世纪遗存下来的下水道系统，妥当地处理污水就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工程之一。《下水道：地下城市折叠史》（[英]斯蒂芬·哈利迪，理想国，海南出版社，王子耕 译）通过大量的地图、图片、图表，以时间和事件为线索，介绍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帝国的古老排水工程，以及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城市的现代地下城市系统。它讲述了一个个不堪回首的城市秘闻，也在向读者暗示，随着城市下水道工程一同发展、升级的，还有一直在沉淀、发酵出的种种文化意涵。可以说，下水道，也是一座城市的良心。

  在与病毒对抗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一路从发现病毒、研究病毒、消灭病毒，直到制造病毒、成为“病毒”。《冷柜里的恶魔》（[美]理查德·普雷斯顿，上海译文出版社，小庄 译）揭示的就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一些实验室正在对病毒进行基因改造，甚至用于生物武器。冷柜里的恶魔或许已被释放，而人类面对的恶魔可能不仅是病毒，也是人性本身。

  解读瘟疫，不止历史一条途径，虚构是我们理解灾难的另一种方式。14世纪欧洲黑死病爆发背景之下，薄伽丘完成了《十日谈》，而这部《十日谈：新冠时期故事集》（《》杂志 主编，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鲁冬旭 译）模仿经典《十日谈》的框架设定，在隔离期间邀请了多位作家创作短篇小说，这中间还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埃特加·凯雷特、李翊云、科尔姆·托宾等等，这些作家“把当下的可怖变成如此强大、有力量的东西”，同时也提醒我们，“最好的小说既能带你远离自身，也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你看清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彼得罗夫流感》（[俄]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大方，中信出版集团，李春雨 译）的故事则发生在后苏联时期的叶卡捷琳堡，在痛苦的社会转型期中，普通人陷入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困境，作者通过一场流感影射弥漫在俄罗斯普通人中的失落与焦虑。

  色情文学、乌托邦文学和政治诽谤文学三类中的启蒙观念如何动摇了王权根基并推动革命？

  已故英国神父、哲学家弗雷德里克·科普勒斯顿以其长达11卷的《科普勒斯顿哲学史》著称，这套巨著视野广阔，脉络细致，博采众长，自成书后就一直是西方哲学史的权威著作之一，也是西方哲学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其中第6卷《启蒙运动：从伏尔泰到康德》（后浪，九州出版社，陆炎 译）详细的介绍了法德启蒙运动，其中对于卢梭和康德的论述尤为精彩。

  如果认为启蒙运动只是少数杰出哲学家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启蒙运动中的法国》（上教人文，上海教育出版社，杨亚平、赵静利、尹伟 译）描绘了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空间、城市、农村、沿海、内陆、中央、外省、农业、商业、秩序、叛乱、国王、贵族、教会、民众、阅读、消费……无一不席卷其中。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丹尼尔·罗什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恢弘但不失细节的全景画卷。《卢丹城的中魔》（[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商务印书馆，申华明 译）则通过一起个案，从细节处展现了启蒙运动在法国社会中产生的激荡。本书讲述的是1630年代一座名为卢丹的法国外省小城中发生的一系列中魔事件，借由事件中各方人等的视角，展现了新旧观念的冲突和对抗。

  启蒙运动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催生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美] 罗伯特·达恩顿，上教人文，上海教育出版社，郑国强 译、洪庆明 校）从探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图书业入手，剖析了色情文学、乌托邦文学和政治诽谤文学三类中的启蒙观念，展现了它们如何动摇王权根基并推动革命。甚至哪怕战争本身，也是启蒙的一部分。《战争与文明：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美]克里斯蒂·皮奇切罗，守望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海峰 译）认为，军事和战争不但在启蒙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是中心地位，从而详述了军事启蒙的具体思想及其对当时和后世军事伦理的影响。

  巴以又一轮冲突爆发，长久和平的期许再度破灭，战争与暴力会将人类导向怎样的未来？

  “凭良心说我是否应该亲手向他复仇雪恨？如果我不去剪除这一个戕害天性的蟊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哈姆雷特的沉思道出人们长久以来有关暴力的困惑。若说暴力本就根植于人性，甚至在部分宗教中被视为神圣行为，那么究竟要怎么样看待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又该怎么来面对暴力的受害者？当下，巴以又一轮冲突爆发，长久和平的期许再度破灭，这次战争和以往有何不同？战争与暴力会将人类导向怎样的未来？《剑桥世界暴力史》（[美]安乐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新儒 译）是学界首部研究人类历史不同时期和不一样的地区暴力现象的丛书，提供了不一样暴力之历史背景的专题研究成果，以及各民族在不同时期的共同经验概览。其中率先出版的《第三卷》涵盖了公元1500-1800年间从国家到个人的暴力相关议题，涉及帝国、族裔、战争、性别、司法、民众抗议、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为思考人性，考察人类与神和自然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素材。

  暴力常常伴随着极端事件及心理，它若发生在国家层面，无疑将制造无数惨痛悲剧，但大规模暴力依然反复出现，原因又在哪里？《杀戮季节：1965—1966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历史》（[加]杰弗里·B.罗宾逊，世界知识出版社，谢侃侃 译）研究的是一场人们长期以来缄口不提的大屠杀：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军政府对该国左翼人士展开大规模清洗，约50万人丧生，能够说是二战后人类所经历的最为血腥的暴行之一。此书试图解答三个简单却根本的问题：大屠杀因何发生？有何后果？为何对它进行的讨论如此之少？《巴米扬大佛之劫：“9·11”的前奏》（[日]高木彻，上海译文出版社，孙逢明 译）要探究的则是摧毁巴米扬大佛的来龙去脉，挖掘此番极端行动的真正动机，剖析大佛被毁与9·11事件的深层关联。

  那么，极端行为及思想的底层逻辑或本质是什么？《极端主义》（J. M. 伯杰，风之回响RESONANCE&涵芬楼文化，商务印书馆，黄屏 译）穿透古今东西表现各异的案例，清晰地解释了什么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构建，以及极端主义为何会升级为暴力。以上著作从施暴者的角度研究暴行发生的原因，而《创伤的帝国：受害者状况调查》（[法]迪迪埃·法桑，商务印书馆，刘文玲 译）聚焦9·11事件、巴以冲突等各种大型灾难造成的集体创伤，关注其受害者和见证者的叙事方式的变迁，研究集体创伤如何从个体心理创伤走向集体认同和社会构建。

  个体之间的暴力又要怎么来面对？《女性的力量》（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爱红 译）是2018年诺贝和平奖获得者刚果医生德尼·穆奎格撰写的一部回忆录，讲述了他二十多年来在这个动荡不安又极端厌女的国度救治遭性暴力的女性的经历，而驱使他行动的信念在于，用这一切苦难换来一些积极的结果，以及他接触到的那些女性所体现出来的力量。《凝视深渊：悬案、侧写和我对破译犯罪心理的探索》（[美]安·沃尔伯特·伯吉斯，[美]史蒂文·马修·康斯坦丁，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黄琪 译）和《坐在我对面的杀手》（[美]约翰·道格拉斯、[美]马克·奥尔谢克，上海译文出版社，邓海平、郑芳 译）关注的是暴力犯罪者心理，前者的作者伯吉斯是现代犯罪侧写方法的开创者，她在书中回顾并审视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者则是FBI犯罪心理画像的创始人道格拉斯通过对四宗案件的描述，展现他与嫌疑犯之间的心理对决，进而得以回答这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无数的文章都以“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开头，在这种陈词滥调中，可以窥见存在于我们大多数人无意识中的乐观预判：经济一定会发展，科技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生活，下一代人一定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而现在——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

  很难说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带来了人的解放。《数字工厂》（[德]莫里茨·奥滕立德，中科书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黄瑶 译）和《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英]菲尔·琼斯，上海译文出版社，陈广兴 译）戳破了这个神话，我们在App上便捷和智能的生活仿佛是算法一类的高科技带来的，但在这背后，是由数以百万的工人正在以人工一点一点处理的数据，是亚马逊仓库跟随着扫描仪节奏工作的拣货工人，是分散在整个世界各地（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却利用互联网协同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工作与泰勒制工厂一样枯燥和琐碎，却没有泰勒制工厂工人的权利和稳定能力，朝不保夕，收入微薄。成为过剩的、被排斥在外的、非正规的劳动力。所谓的智能和便捷不完全是科技带来的，这背后是无数人被剥削的劳动和血汗。

  零工经济的盛行、福利国家的瓦解、经济发展的停滞共同粉碎了曾经任何一个人都能向上流动的稳定愿景。在《德国电梯社会：一个欧洲心脏地区的危机》（[德]奥利弗·纳赫特威，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黄琬 译）中你能够正常的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曾是一个“电梯社会”——成千上万的熟练工人将自己的大众汽车升级为奥迪汽车，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将孩子送进了大学，并期望自己孩子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进一步提升。然而所谓“电梯社会”的齿轮早已停了下来。现在已经没有向上流动的渠道，而越是身处下层，下滑的风险就越大。过去几十年里，德国的向下流动、不稳定和两极分化引发了人们的焦虑，并激化了无数社会矛盾。

  同时，市场既不必然带来自由，也从未独立于政治之外。《市场有毒：金钱不该买什么》（[美]黛布拉·萨茨，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尚义晗 译）质疑了那些视市场为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理论，我们不应使用童工，也不该买卖肾脏，除了所谓资源配置的效率，权利是居于市场领域之外的东西。比如医疗资源应该用于那些生病的人，而不仅是那些生了病刚好还有钱的人。《市场给不了的自由》（[美]迈克·孔恰尔，上海译文出版社，舍其 译）认为，人们现在开始渴望一种新的自由理念，一种根植于公共项目，真正为人民服务、能降低市场依赖程度的理念。而事实上，人民对土地权益、医疗保险、退休保障、儿童保育等议题的讨论与争取始终未曾断绝。

  在《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周潇 译）中，英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长期以一线工人身份深入全球名地进行参与式观察——从赞比亚的铜矿到芝加哥郊区的机械厂,再到匈牙利的香槟厂、纺织厂、钢铁厂……他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学方法，具体而微地挖掘工人的经验和主体性，揭示劳动过程中的支配关系与影响因素。通过打造“工厂政体”的理论透镜，探求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生产政治”，以寻找工人阶级的未来。

  在快节奏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进步主义的推动下，谁是值得期待的未来？谁是需要被淘汰的人？生老病死，人的每个阶段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毫无疑问，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越早在孩子身上做越多投资，孩子越能获得在未来取得成功的机会。因此，从牙牙学语开始，就有为儿童开设的补习班、兴趣班，以及各种竞赛型项目。这种“鸡娃”的现象不只是中国特色，在《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美]希拉里·弗里德曼，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董应之 译）中，作者觉得在美国文化中的竞争精神影响下，家长会有意识地鼓励孩子参与竞争性项目，并希望孩子能培养出适应社会竞争的品质、为未来的成功做好充足的准备，而参与竞争性项目获得的荣誉也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孩子未来升入的学校。一方面，成熟的竞争性项目体系可以让孩子接触不一样的种类的活动，并有望在某个领域培养出真正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每个家庭拥有的“童年竞争资本”差异，这也加固了阶层的代际传递，受过更充分的“竞赛能力”训练的中产阶级孩子，无疑成为未来更有“生产力”、更被社会期待的人。

  另一些孩子则有全然不同的命运，他们在世上的存在甚至都依赖运气。《为何抛弃我的孩子：“婴儿信箱”十年纪实》（NHK采访组，东方出版中心，徐微洁 译）记录了日本一家民营医院的“婴儿信箱”所接收的130个孩子的状况。这一些孩子从成为受精卵开始就不被任何人期待，因此在出生之后便被遗弃到“婴儿信箱”。而“婴儿信箱”的设立也还是为了给可能被遗弃的孩子提供一个活下来的机会。功德无量的“婴儿信箱”背后，是一群走投无路的母亲和不负责任的男性，是关于亲权、收养、堕胎、弃养、儿童援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也反映出生育下一代，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全社会需要承担的责任。

  除了这些被放弃的孩子，更容易被整个社会进程放弃则是老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长寿成为一种名为“银发海啸”的灾难。《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美]葛玫，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刘昱 译）一书中，作者通过13个月对昆明养老院的田野调研，试图理解在家庭结构变化和孝道文化瓦解的社会环境下，老年人怎么样度过自己的老年生活。而在养老场所自身的限制下，老年人被迫跟随机构要求的节奏和秩序，毫无主体性地活着，在生理性死亡前完成了社会性死亡。老年是不是真的说明不被社会需要？如何理解老人的社会价值，是每一个人面对自己未来所要解决的课题。

  退行性疾病是老人失去社会价值的重要的因素，而其中，损害认知和记忆的“失智症”甚至隐藏了一种质疑：何为自我？何以为人？《记忆的重量：失智、衰老与死亡》（[英]尼奇·杰勒德，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尹楠 译）描述了失智症老人逐渐走向失去精神生活、面对衰老的多个案例。除了获得照料，他们中的大多人还会决定如何对最终剩下的躯壳进行安乐死。但失智症患者并不是一群毫无用处的人，“思考失智症的晚期阶段就是思考人类究竟是什么，就是承认个体精神在本质上的孤独和隔离”。如果生命是一场冒险，老年也许需要最大的勇气和耐力。

  女性一旦生育期结束，就再无价值了吗？同样基于对人的某一生命阶段的研究，《冰轮冉升：关于更年期的科学、历史与意义》（[美]苏珊·P.马特恩，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朱邦芊 译）从考古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重新定义和正名了“更年期”——停止生育且比较长寿的女性不需要被困在生育的能力中，可以有更多精力给族群提供更多的帮助。因此更年期不仅是重要的生命阶段，而且是人类繁荣史上的重要的条件。